陈国达

                                                       勇于挑战权威，提出新大地构造理论
      1936年4月1日，广东灵山地区(今属广西)爆发了6.9级强烈地震，正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陈国达徒步赶到震中灾区调查。他白天跋山涉水，观察地壳构造和山崩、地裂、地陷、喷水、冒砂等异变，晚上就在一座破庙中秉烛整理调查资料。回所后，他又深入分析各地反馈回的数百份震情调查表格，仔细查阅与震中地区相邻各县的十余种地方志，由此拟出的《广东灵山地震志》提出了令人惊奇的疑问：从东汉以来，灵山地区先后发生过150次地震；若按照“地槽——地台学说”的观点，中国东部的广阔地区已进入稳定的地台阶段，又怎么会有如此密布的地震、褶皱和断层呢?“地槽—地台学说”这一传统学说的权威性，第一次受到挑战。而挑战它的，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小伙子。从此，陈国达的名字在地质学界不胫而走。
       1937年，陈国达利用新婚出外度蜜月的机会，又一次开展了他的地质考察：广东、湖南、江西境内的地壳构造，都有“地槽-地台学说”无法解释的现象。他深切地感觉到，中国山山水水的形成，应该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解释和描述。为此，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教职，到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工作。在该所工作的10年中，他每天身背帆布包，携带罗盘、锤子、放大镜“三大法宝”，风餐露宿，攀山越岭进行野外考察，常常是往返数十公里，穿密林、过险峡、攀悬崖、凌峭壁、避毒蛇、躲猛兽，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艰苦的野外生活，使他的身体也受到了较大的损害，他先后患上风湿病和当时非常难治的肺结核。有一次野外考察，天色已晚，陈国达只好与同事住进一座连门都没有的破庙，野兽出入自如，庙堂中有农民养的一头猪。他们睡在神堂内，因爬了一天高山，十分疲倦，躺下来便很快进入了梦乡。拂晓时分，一阵急促的叫喊声把他们唤醒，有农民大声哭喊：“我家的猪昨晚被老虎吃掉了!”这时他俩都不禁毛骨悚然，深自庆幸：那头猪竟然救了他们的命。
陈国达在10年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将考察成果写成大量论著，对传统的大地构造理论提出公开挑战。他写的《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划分》，提出了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红层时代只有第三纪”相悖的新见解，论文寄到《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后，因与流行观点不符而被拒绝刊登。后经当时的江西地质所所长尹赞勋说情，论文才得以刊出。但在文前加了一篇由刊物主编执笔否定的文章，陈国达的论文似乎成了“反面教材”被附在了后面。
        红层论战之后，陈国达又在海岸地貌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1947年，他去广东沿海考察隆起浪蚀阶地，论证了广东海岸线是既有沉降，又有隆起的复式型岸线。但当时，学术界认为中国海岸线以舟山群岛为界，北为隆起岸线，南为沉降岸线。有位老教授甚至讽刺他说：“什么人都可以研究海岸地貌，真是不自量力!”陈国达没有气馁，而是耐心地进行考察和研究，除了广东之外，他还到江苏、山东、辽宁、浙江、福建等地收集第一手材料，以令人信服的依据，提出了著名的“复式岸线”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直到新中国成立数年后才得到认可。
      上述多个领域的成就，为他后来建立地洼学说打下了基础。
      1952年，陈国达调任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地质系主任。一天，当他读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地质渐变论”有“静态”的缺陷时，深受启迪。于是，他从“非槽即台，非台即槽”的旧观念中跳了出来，结合教学工作重新制定了科研思路和方案，经过反复核对和系统整理，直到1956年9月，陈国达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华夏古陆”问题》一文，提出用“活化区”（后称“地洼区”）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中国东南地区自中生代中期以来的现阶段的大地构造性质。这一观点很快在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正如叶大年《榜样的力量》一文所说：“那个时候（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地质界没有人不知道北有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南有陈国达的《地台活化说及找矿意义》。“南陈北李”的称呼不胫而走。
1959年3月，他发表了《地壳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正式提出地洼区的概念。同年9月，发表《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论地壳发展的一般规律》等重要论文，前后历经22年的艰苦求索，陈国达终于创建了地洼学说，揭开了地壳构造演化的新奥秘。往后几年，陈国达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20余篇论著，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地壳演化新理论——地洼学说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为后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该学说已演变成为把岩石圈构造演化—运动结合起来统一研究，具有五个组成部分和四个衍生学科，兼顾大陆和海洋的涉及地球学科中多个学科及自然辨证的全球大地构造理论体系。中国也由此被称为“地洼学说”的故乡和发源地。